知書達理,、清正廉潔、士風浩蕩,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準寫照,。他們將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作為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,不為五斗米折腰,不向權(quán)貴低頭,。在明代就有這樣一位士子景旸,不為權(quán)勢和利益裹挾,堅守道德操守高地,, 恪守清廉為官底線,,被譽為“士子師范”。
景旸(1476-1524年),,儀真(今江蘇儀征)人,,字伯時,號前溪,。弘治十一年,,景旸考中鄉(xiāng)試舉人;正德三年,,會試考中第三十四名,,殿試奪得第二名,授翰林編修,。景旸從小就聰明過人,,寫得一手好文章,與蔣山卿、趙鶴,、朱應登,,并稱江北四才子,。明朝弘治年間的三君子之一的劉大夏讀了他寫的文章后稱贊驚呼“此國器也”,也就是說他今后一定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,。
景旸從不以巧言令色取悅于人,,不隨波逐流,不患得患失,,始終保持起碼的士子本色,,在當時物欲橫流的官場中不失為一股清流。他在京城當官時正值太監(jiān)劉瑾專權(quán),,搜刮錢財,,專擅朝政,鎮(zhèn)壓異己,,斥逐廷臣,,可謂飛揚跋扈,不可一世,。朝中大小官吏見到劉瑾都畢恭畢敬,,連大氣都不敢喘,只有景旸等少數(shù)幾位翰林大義凜然,,剛直不阿不去依附,。景旸對自己要求嚴格,曾寫了一篇名為《自罰》的文章,,深刻地檢討自己,。“雖職天子近侍,在重彩之列,,然史局不責以史事,,經(jīng)帷不責以進講,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,,而退復不束修自勵,,而恬享大官之賜,美服而安坐,,于心能自寧乎?”正是景旸這樣的一批人不媚俗,不畏權(quán)勢,守衛(wèi)住為官底線,,就連劉瑾也“見旸儀度端整,甚禮重之”,。
景旸為官清廉簡樸,,做事嚴謹細致。在任經(jīng)筵講官時,,專門負責為皇帝講解經(jīng)義,。每次進講,他必“越宿齋沐,,覬有所感悟,。”認真做好講解準備,,努力做到把經(jīng)義講透徹。甲戌年(1514年)會試,,景旸做同考官(協(xié)助主考官閱卷),,他非常敬業(yè),幾夜都不睡覺,,唯恐耽誤了國家取士的大事,,耽誤優(yōu)秀舉子的前程。史載這一科“去取精當,,故多得人”,。稍后,景旸升任國子監(jiān)司業(yè),,與六館諸生講說學問,,無論嚴寒酷暑,絕無松懈,。正德十一年(1516年),景旸出任北京國子監(jiān)司業(yè),,北京國子監(jiān)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(1306年),,是我國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(guān)和國家設(shè)立的最高學府。雖為國子監(jiān)司業(yè),,每次升監(jiān),,他都騎一頭瘦弱不堪的牛,旁人看見都覺得很難堪,,可景旸卻絲毫不在意,。時任內(nèi)閣首輔的梁儲(1451-1527年)對他評價很高,說:“成均士子師范,,非君不可,。”意思是說你是國子監(jiān)這些讀書人的楷模,這個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之高,。士子本身一方面“溥博淵泉,,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,,淵泉如淵,。”另一方面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,。這本身就難能可貴,,而景旸又是這些人中的杰出分子。
這里不得不提“景旸退米”的典故:當時南方士子為考取功名競相奔走,,尋找捷徑,。景旸凡遇請托,,一概謝絕,士風得到糾正,。但景旸對于上門求學的人從不拒絕,,每每耐心講解,寒暑不輟,。負責典簿的官員,,見他清貧,在給他送俸祿時,,私下里多給了他一些祿米,。景旸得知后,全部歸還,,并訓斥典簿官說:“我雖貧困,,但你也不能敗壞我的名聲啊。”典簿十分羞愧地走了,。
士子師范的景旸,,在生活中也可謂要求嚴格,十分簡約至孝,,講究誠信,。他穿著如同布衣百姓一般,吃飯時用小碗盛一點鹽,,食菜時蘸少許以改善口味,,旁觀者無不唏噓,而他視若不見,,怡然自得,。景旸對母親十分孝順,母親雙目失明后,,他不辭辛苦用心四處尋找藥方為母親治病,,每天早晚堅持為母親祈禱,忽然一日,,母親雙目炯然一片光明,。人們都說這是景旸的至孝之心感動了上天的結(jié)果。他為人講誠信,,一諾千金,。他有個姐姐,早年守寡,,景旸待她如母親一般照料,,為姐姐的子女操辦婚嫁,聘禮嫁妝都按禮數(shù)悉數(shù)齊備,。
景旸一生秉持著優(yōu)秀的道德品質(zhì),、高尚的家國情懷,、自強不息的社會擔當,成為“士子師范”,,終得留名千古,。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飽經(jīng)憂患、歷盡劫難而綿延不絕地發(fā)展壯大,,其中這種家國情懷和士子精神,,一直在起著身體脊梁的支撐作用,永遠值得我們?nèi)W習,、去繼承,,去弘揚。